随着传统金融机构对“互联网金融”的警惕意识与反制越来越强，年初打响的“余额宝”公关反击战，已逐渐演变为牵动整个金融领域的行业公关战，无论是“产业舆论策动”还是“消费舆论引导”，往往都是牵一发而动全局。

　　一、行业公关中的资源博弈：跨界联姻VS抱团取暖

　　在互联网时代，往往是“争议有多大，关注就有多大”。看似繁杂诡谲的金融领域，反而因为这场公关化的“互联网金融”论战，提升了公众对网络支付、网络贷款、网络理财、网络证券以及网络金融创新的认知与关注。

　　这也揭示出公关的价值，绝对不仅仅是传播，而是在于影响和沟通。当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成为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鲶鱼，无论是哪一阵营的公关策略，都只有从大局上顺势而为，最大限度争取民意票仓。

　　这一过程中，在牌照、渠道、大客户资源等方面具有深耕优势的传统金融大佬，与具备低成本、大数据、强客户体验的互联网金融新贵，在行业公关的浪潮中各自找到了新机遇，从而成就了不同力量之间的合纵连横。

　　例如认购额首日即轻松突破30亿元人民币的百度百发，背后就是百度与嘉实基金的“跨界联姻”。而在“钱大掌柜”上推出的余额理财工具“掌柜钱包”，其背后则是两大传统机构兴业银行与兴业全球基金的“抱团取暖”之作。

　　正如马蔚华说：“互联网金融与传统商业银行目前存在四大冲突：职能端冲突、支付冲突、负债冲突、服务端冲突。尽管现在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迅猛，但是毕竟互联网金融不能吸收公众存款，资金来源有限，所以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的合作将是必然的。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需要在银行开户，也要借助银行的信用卡来完成线下的支付。它们两者是不可分离的，需要共同合作。”

　　二、行业公关中的第二次观点交锋：改革说VS遏制说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方兴未艾的互联网金融成为焦点议题。无论是在传统金融领域，还是互联网金融领域，渐次形成了客观存在的两大阵营。

　　马云表示：“改革的最大阻力不仅仅是改革本身的难度和复杂度，更是来自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及其代言人为了化解并转移自己的危机，总是站在昨天“专家”的角度恐吓和误导大众对创新改革的理解。“此前，央视首席评论员钮文新发表文章称“余额宝是金融寄生虫，应取缔”。

　　李彦宏除了表示“互联网是非常适合做金融的，因为金融没有物流、配送这些问题”，也隐约透出出对牌照问题的无奈和希望“百度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去申请民营银行牌照，但是联合其他公司有可能实现，现在还在尝试……希望能够在互联网金融的相关证照上加快审批。"

　　全国政协委员、原东方资产公司总裁梅保兴表示：“银行应该回归社会平均利润，主要是对照实体经济，银行业不能靠吃利率差享受过高的利润。”

　　而传统金融阵营在“两会”期间的行业公关口径也尤为引人关注——多数大佬在肯定互联网金融价值的同时，或多或少透露出遏制的意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表示，互联网技术可提升金融业服务效率，但互联网公司从事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还应“按金融界的规矩办”。

　　全国人大代表、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近日也表示，互联网金融是件新事、好事，但金融本身是高风险行业，“凡事过了头就是出事的开始，创新过度就是风险的前兆。”

　　三、行业公关中的第三次观点交锋：稳健说VS破冰说

　　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火药味四溢的互联网金融再次成为焦点议题。双方阵营争鸣到激动时，有时俨然一副“一骑讨”的架势。

　　代表传统金融利益的阵营，从单纯的“监管”说过渡为“稳健”说，不仅直指互联网金融存在的泡沫化倾向，甚至从金融安全的角度，向政府、行业及社会进行公关。例如，从业大佬、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直接向推出余额宝、虚拟信用卡的老板马云叫阵——“马云，你不要都革命了，你也没那本事。”而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更是直接给互联网金融的既得利益者扣上了“钻了监管规则的空子”灰色帽子。

　　在另一阵营，在对外公关时则祭出“破冰”大旗。如春华资本的胡祖六认为“互联网金融把投资的供需双方放到一个平台，对于在传统金融机构一直不被重视的中小投资者和中小企业来讲是一个重大利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也表示:“普惠金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有效、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发展很大的瓶颈就是成本问题,未来有希望破解,因为互联网产生了无限的生命力。”

　　在任何行业，“产业舆论”与“消费舆论”都不是铁板一块。双方从行业公关的角度，将互联网金融这一复杂的议题进行拆解、深化，或晓之以情，或动之以理，力图以此增大自阵营的说服力。

　　四、行业公关中的民意波动：患得患失VS 静水深流

　　京华时报与腾讯网开展的“3·15互联网金融”体验调查显示，有8168人参加过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投资，占比达到51.8%，而且对于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有74%的人认为满意度评分可以达到90分以上，有94.2%的人认为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消费体验好于传统金融产品。

　　而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3月开展的“网络存款理财居民看法”民调。调查显示，73%受访者称“不会”参与网络公司的存款理财活动，主要原因是“怕钱被盗、被骗”及“怕泄露个人信息”。而“会”参与的受访者则认为，存款利息高、方便网上购物是此类产品的最吸引之处。

　　随着虚拟信用卡、二维码支付接连被叫停，以及一系列刹车措施的出台，面对看似节节胜利的“遏制”与“稳健”之势，公众又持有什么观点呢?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于今年四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青岛、武汉的调研显示，超过七成的网民反对下调快捷支付限额。其中男士的反对率高达77.0%。相对80后(68.5%)、90后(67.4%)的态度，作为70后的35-44岁网民反对率为74.5%。

　　正如新浪财经专栏作者、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金融事业部经理汤平平所说：“互联网金融产品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天然的得到网民的好感;而卖萌、示弱的宣传更容易博得网民的同情。监管机构与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的行为，不论其原因为何、不论其对网民是利是弊，其高姿态本身引起网民的意识抗拒远大于这些行为对网民影响的探讨。”

　　五、行业公关中的政府背书：发展论VS风险论

　　结合中国的国情，互联网金融引爆的这场行业公关，其走势与国家政策的倾向性息息相关。不同系统的政府金融机构，也在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发展互联网金融，有利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证监会总体持支持态度”。中国证监会机构部巡视员欧阳昌琼也直接表态“一是促进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也不是限制发展。二是健康发展，而不是盲从地、无序地发展，当然核心还是发展。”

　　而与传统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银行)有着重要关联的银监会，则表示了与证监会系统不同的立场。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日前表示，“需适度监管互联网金融，银监会今后将给定一些基本的最低的条件、门槛。”此外，随着中国银监会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召开，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刘张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罗国良、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韩耀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韩浩等公检法政领导齐聚一堂，预示着从政策、规则上形成对互联网金融的调控已成必然态势。

　　对任何一个公关人来说，对这场未成定局的互联网金融公关战，与其八卦的探究其背后“人为性”与“客观性”的比重，不如将更多精力放在其“产业舆论策动”与“消费舆论引导”的分析上，这未尝不在预示着今后中国公关的新拐点。